经济观察报记者李华清至年，广东省的GDP规模已经连续33年领跑全国，目前辖区内已拥有4个超万亿GDP城市。进入新时代，广东迎来粤港澳大湾区、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“双区”引领的新发展机遇。
广东经济的活力有目共睹，然而广东经济的短板也不容忽视，广东近20年来均在求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、产业转型升级的最佳答案。
从产业的角度及粤港澳大湾区的站位看，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能提供哪些有价值的经验？又存在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？近日，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广东省委党校教授、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、原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陈鸿宇。
陈鸿宇认为，好的产业布局必定是资源引力、科技动力、市场压力以及管理能力的合力，四力中缺少任何一力都有可能影响当地产业布局的最终效果，而市场压力的影响是最大的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倡导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大市场，广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方向也是越来越消弭行政边界，让全省共建共享新产业。
在陈鸿宇看来，城市之间不存在所谓竞争关系，他反对营造城市竞争的氛围，也反对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统一的国内大市场。
“市场的资源配置应该让市场和企业来做判断和分配。”陈鸿宇说。
以下内容由陈鸿宇口述，本报记者采访整理。
四力共同作用产业布局
在区域经济学中，产业布局一词，可以是名词，指既定产业在某一空间中的状态，自然而然长成的状态；它也可以是动词，指对产业做出规划、安排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忽视客观因素、“逆天改命”式的产业布局是不可取的，科学的产业布局的前提是顺应产业生长的规律。
好的产业布局，必定是资源引力、科技动力、市场压力和管理能力的合力。在现实中，我们随处可见这四个“力”对于产业格局的影响：
以前我国的钢铁企业集聚在东北、河北，因为那里铁矿石和煤炭资源丰富。现在湛江也能发展钢铁产业，因为湛江有深水大港，土地资源丰富，距南海航线最近，这是湛江的区位优势，可以低成本地从澳大利亚、巴西、印尼等地进口优质铁矿石和煤。如果想在汕头发展大型钢铁企业就不容易，因为汕头港的深水航道不如湛江港，潮汕平原土地资源匮乏。可以说，我国钢铁产业布局，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资源禀赋程度和地理区位条件决定的。
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扩大，往往被归咎为产业布局不合理。通过“产业转移”来改善产业布局，也就成为政府为缩小区域差距常用的干预手段，国外国内都有不少成功范例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。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“产业转移”都能够改善产业布局。
比方说，佛山曾是全广东生产建筑陶瓷和铝材加工最多的地方，但这两个产业污染大，技术层次较低。十几年前，佛山的瓷砖厂和铝材厂大规模转移到肇庆东部和清远南部，直接拉动这两个市的产业发展，连续几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位居全省前列。但这种提升仅能维持数年。几年后，瓷砖厂和铝材厂经济效益下降了，环保问题也凸现出来了。
造成此种情况的背后原因是对“产业转移”认识不全面。当我们谈论“产业转移”时，实际转移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企业、产品，一项项具体的技术，资金等要素。这些企业、产品、技术和资本运营，都是存在各自的“生命周期”的，都会有其萌发、成长、成熟、衰退的过程，我们做过跟踪调研，处于成熟期末期和衰退期的产品、技术或投资项目，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去后，生存期大约5-7年。
因此，粗糙地谈论“产业转移”是不够的，必须细化到对具体企业、具体产品、具体技术、具体投资项目的生命周期的分析，要有“链思维”，讨论哪个企业、产品生产该不该转移或承接，要弄清楚其在供应链、资本链和创新链中的位置。这些“细化”的“生命周期”的分析恰恰是企业的强项，是政府主管部门的弱项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产业转移和产业布局的主体是企业，政府的“管理能力”主要体现在提供服务和制度保障。
产业转移也有供给侧和需求侧，承接方需要什么，转移方能给什么或愿意给什么，双方都要适配。以往好些“产业转移”是通过行政指令完成的，要求从某地转移多少家企业到另一地，而不是基于市场压力做出的反应，“落后产能转移给落后地区”的现象就难以避免。
现在一些地方政府都热衷于编制产业规划和产业布局规划，一个地级市动辄规划千亿、甚至万亿产业集群，准备投入数千亿。这些规划共同之处，就是回避了两个问题——这么庞大的产业集群，市场在哪里？资金来源在哪里？如果不研究需求侧，只想着增加供应、上项目，供给侧大概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。
管理能力则既衡量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，也衡量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实例，从资源禀赋程度看，某项目落地在某地，不是最佳选择，但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、营商环境，包括当地企业间的自我协调能力，弥补了区位上的短板，企业依然愿意选择该地。相反，如果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弱，则很可能给当地企业增加经营成本。
一个地方的产业要持续稳定发展，资源引力、科技动力、市场压力和管理能力是缺一不可的，想要四个力全部占优势，也是不现实的。地方政府的责任就是找短板，补缺位。
广东整体产业布局比较松散
粤港澳大湾区整体产业格局是合理的，例如香港发展国际金融、国际贸易、国际航运；广东发展科技制造、澳门发展旅游娱乐，都是顺势而为。不过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格局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，一是珠江口两岸发展不平衡，“东强西弱中空”；二是行政分割依然明显，融合度还有待提升；三是大湾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与国际接轨，波动比较大，对国际市场的适应性还有待加强。
广东的产业格局目前的突出问题是，整体产业布局比较松散。广东已经规划建设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，这20个产业集群分布在全省21个地级市，一个产业集群少则分布在数个地级市，多则分布在十几个地级市。有的城市的企业分属十几个产业集群，相互间如何形成集聚效应？还有为数众多的企业不属于这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，如何“挂上链”“融进圈”？这些问题还有待于在规划推进中深入研究。
除了珠三角之外，目前广东省东西两翼的沿海地带，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些产业集群。如汕头，玩具业和服装业，都是从以前的“专业镇”发展起来的，但作为产业集群的内部机制，包括研发、筹资、会展、品牌、知识产权、环保等，都很松散。又如粤西的钢铁、石化等产业集群比较成型，但产业链相对较短，不容易延伸到当地的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。
广东是全国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的省份，也是较早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省份。过去20年来，广东历届省委、省政府推出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举措。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我们很难评价哪个措施最有效。区域发展差距是历史形成的，因此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是个循序渐进、久久为功的事业。从“提升珠三角，带动大西北”，到解决粤东西北交通、园区和城区建设瓶颈的“三大抓手”，再到构建“一核一带一区”的区域发展新格局，再到建设“一核（珠三角）五圈（五个都市圈）”，整体来看，广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是逐渐打破行政边界的隔阂，构建资源要素畅通流转和合理配置的渠道、网络和平台。
在交通、园区等条件基本具备之后，工业化始终是欠发达地区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。广东省近几年来提倡开展“产业共建”，即先进产能按照生产经营各链节分解配置在不同地域。如华为、比亚迪和中兴通讯的总部、财务依然留在深圳，但它们的部分生产和部分研发，可以转移到东莞、汕尾、汕头、河源，这都是打破行政边界的限制、共建共享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。
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城市是万能的、是可以不与其他城市合作而独立发展的。合作、集群化、一体化、融合发展是城市间关系的主流。我不认为城市之间存在竞争关系。一国内部的经济竞争只在市场上、企业间存在。有的人会认为，多个城市都在发展同一个产业，即所谓“产业同构化”，所以它们存在竞争。
实际上细看则不然，一是所谓“同构化”的产业分类标准是粗略的，比如广州和佛山都发展“汽车产业”，广州大多是制造整车，佛山则主要是生产汽车零件配件，二者非但不是竞争关系，且是紧密的合作关系。二是世界这么大，谁也无法垄断所有市场。
市场细分后是多需求多层次的。比方说汕头、潮州、揭阳相隔几十公里，纺织服装业都是三市的支柱产业，但各自分工非常细致，汕头主要生产针织内衣、羊毛衫，揭阳主要生产成衣、休闲服、床上用品，潮州主要生产婚纱、晚礼服、童装等，还有专门从事面料、印染、配件生产的。确实有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某个项目的落地，采取补贴、零地价、收入返还等举措，此种“竞争”的实质是利用行政力量扭曲市场机制，是变相的地方保护主义，也是国家明确反对的。
关于广东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布局优化，我有几点建议，一是盯住市场，多研究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变化；二是打好基础，包括营商环境、人居环境、交通运输能力的改善；三是发展实业；四是政府到位，摆正位置提供对口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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